前贤曰，读医不如读案。古今名医那些方法独特、用药奇妙、思路新颖的治病医案，也是一个个生动精彩的故事，令人读来不禁拍案称奇，也从中获得新的启迪。我们特设“奇方妙法治病录”专栏，邀请辽宁张存悌先生，为我们解读那些名医运用奇方妙法的治病佳案。
北洋*阀吴佩孚，因暴怒而致上门牙剧烈疼痛，名医换了3人，治疗一周，均告无效。陆仲安诊脉后惊曰：“此特大之燥症，独秉阳赋，异于常人，真斯人而有斯症。然而非常之燥，非非常之剂量不能制，否则杯水车薪，徒增病势耳!”陆氏详审先前所服3张药方，对其中一方颇感兴趣：“此方用的是白虎汤，乃对症之药。”言罢，陆提笔开药4味：石膏、知母、粳米、甘草。仍为白虎汤，只是将方中石膏剂量由八钱增至八两，服后牙痛竟止。第2年，吴佩孚牙痛复发。陆仲安仍用此方治之，但石膏用量翻番，由八两加至一斤。吴服之，牙痛又止。
陆仲安以擅用*芪著称，岂知用起石膏来竟也极具胆识，非常医可及。一般而论，平常之症可用轻剂，无须重剂，否则药重病轻，诛罚无过，可能偾事；但当大病重症之际，则非寻常药剂所敌，需要重剂方能奏效，否则药轻病重，可能误事，“大病必须大药”，而这需要胆识。
清·王清任说：“药味要紧，分量更要紧”(《医林改错》)，诚为至理。吴佩衡认为：“病至危笃之时，处方用药非大剂不能奏效。若病重药轻，犹兵不胜敌，不能克服。……古有‘病大药大，病*药*’之说，故面临危重证候勿需畏惧药*而改投以轻剂。否则，杯水车薪，敷衍塞责，贻误病机，则危殆难挽矣。”陈伯坛也说，“古人谓药不瞑眩，厥疾弗疗。用药如用兵，兵少致败，药轻失机，按证下药，应重不重，反受其害。”有例为证：浙江人吴球，曾为明太医。“一富室患中寒阴证，名医盈座束手。后吴御医至，诊之曰：非附子莫救，令人拣极重者三枚，生切为一剂，计量三两投之。众医咋舌，私自减其半量，以一两半为剂进之，病遂已。吴复诊曰：为何减吾药量？吾投三枚，将令其活三年，今止活一年半耳。后年半果病发而卒。”
李可先生则称小量无效，“几钱几分虽然可以治好一些小病，但是治不了大病，在重危急症领域起不了多少作用。”“在急危重症这块，用小剂量的话，只能是隔靴搔痒”。各家均表明了“大病必须大药”的道理。下面举例说明之。
附片出手奏回天
湖南名医萧琢如曾治余某之妻，年近四十，得阴寒大症已一年矣。左边少腹内有块，常结不散，痛时则块膨胀如拳，手足痹软，遍身冷汗，不省人事，或二三日一发，或五六日一发，医药讫无寸效。阅所服方，厚积数寸，令人捧腹。脉之沉紧，舌苔白厚而湿滑，面色暗晦，即予通脉四逆汤，乌附用八钱，连进三剂，痛止。
嗣因止药又发，另延他医治之，逾二旬痛如故，仍来求诊。余曰：“症本不易治，岂可付毫无学识之辈，而以搔不着痒之药图治乎？”阅方果皆庸俗不经，复以通脉四逆加吴茱萸、乌附每剂一两，续加至二两，服十余剂，痛已不作而内块未散。因念《金匮》“寒疝腹中痛，逆冷，手足不仁，若身疼痛，灸刺诸药不能治，抵当乌头桂枝汤主之”，惟乌头不可得，即用生附片一两，照方煎服。至四帖，脉紧稍减，内块渐小，食量增，精神益振。
病者性颇慧，谓药与症对当多服图效，求增加附片至二两，又服数剂，内块递减。陆续增加附片至四两，已服两帖，续尽三帖，病者体气日健，喜出望外，即取余药一帖，浓煎大碗，一饮而尽。顷之面热如醉，手足拘挛，舌尖麻，已而呕吐汗出，即平复如初。尝谓大病必须大药，非特医生必有确定之见，又必病家信用之坚，两者相须为用，方能奏回天手段。(《遯园医案》)
本案寒疝为阴寒大症，萧琢如认为“大病必须大药”，附子出手即用八钱，陆续增至一两，二两，四两，终于愈此“大病”，令人叹服。
砒霜用量见胆识
叶天士在向金山寺老僧学医期间，遇一病人腹胀如鼓，己是“垂毙之人”，叶诊为“虫鼓”，拟用砒霜3分杀虫，老僧说：“汝所不及我者，谨慎太过。此方须用砒霜一钱，起死回生，永除病根矣。”天士骇然曰：“此人患虫蛊，以信石(砒霜)三分，死其虫足矣，多则何人能堪？”僧曰：“汝既知虫，可知虫之大小乎？此虫已长二十余寸矣。试以三分，只能使虫昏迷，苏醒后再投药，虫即不受，人必死。”老僧用药一钱，打下二尺长的赤虫，人得获救，永绝后患。
陈大剂治愈谭总督
清末光绪年间，两广总督谭某患外感，缠绵一个月未愈。友人推荐广州名医陈伯谭给他诊治，陈熟读伤寒，善用重剂，人称“陈大剂”，为岭南伤寒“四大金刚”之一。谭总督请友人带陈来府中，友人事先告诉他，谭曾服桂枝3分便流鼻血，嘱他千万不可用桂枝。时值初夏，陈伯谭来到谭总督跟前，却见谭仍穿棉衣，头上还渗出点点汗珠。切脉之后，诊断为伤寒桂枝汤证，仍开出桂枝汤原方，而且桂枝用量达9钱，友人大吃一惊，心中暗想：“你陈医生是否找死，早已告诉你别用桂枝呀!这次牵累到我这个介绍人了。”但在谭总督面前，却又不便吭声。谭总督拿过方子，细看他写的脉论，大为赞赏，说到：“此公诊症有理有据，果是真知灼见。”随即命下人照方煎服，第二天病状尽除。
*芪2斤治虚弱老病
河南南阳名医张翰屏，光绪年间举人，精于医学，有“神医”之称。袁世凯之兄袁清泉有病，闻张之声名急迎来诊。开药不过四五味，而有*芪2斤。袁世凯之子袁寒云疑为有误，持方问之。张举笔改为32两，仍是2斤。袁寒云私自改为半斤，第二天复诊，张起身欲去，说道：“不信医者不治，吾用*芪2斤，病者只服8两，迁延贻误，谁任其咎!”袁寒云谢过请求重新开方。张说：“不必重开，就按前方服三帖痊愈矣。”服后果然痊愈。有人询之，张说：“虚弱老病，非*芪不能补，理甚易明，惟分量须有把握耳。”
张翰屏用*芪2斤，剂量惊人，然3帖痊愈的事实，让人佩服。此确有经验之高手也。惜其经验记载很难查见，殊感遗憾。
大剂柴胡愈鼻衄
晚清福建寿宁名医郭彭年，光绪年间悬壶台江，有一举子温冠春，因日夜苦读，而成鼻衄，有时出血盈碗，长时方止，多方延医不效。延请郭诊视后，开一处方：柴胡克，水煎当茶频饮。有医惊曰：“柴胡性升发而动肝阴，怎能一下用半斤呢？”病家自忖别法都已试过，权服一剂再说。岂料，鼻衄竟止，如期赶考。郭解释曰：举子因功名心切，肝郁化火，上扰鼻窍，以致衄血。前医多以泻心汤直折火势，与其扬汤止沸，何若釜底抽薪？经云：“木郁达之”，木达则火自平，故重用柴胡而取效。
鼻衄而用如此大剂柴胡，非名家难以有此手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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