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1月8日上午，“人民的好总理”周恩来与世长辞，享年78岁。当这一噩耗传出，最伤心的不是广大人民群众，而是周恩来的枕边人——邓颖超。
这天，周秉德（周恩来的侄女）下班后没有着急回家，而是来到中南海西花厅看望邓颖超。她知道自从伯伯去世后，七妈一直在痛苦中走不出来，所以只要她有空，就会去西花厅陪邓颖超。
周恩来、邓颖超
周秉德走进院子没有发现邓颖超的身影，随后在卧室里找到她，只见邓颖超正拿着一个钱包发呆。直到周秉德走近邓颖超，她才反应过来说：“秉德，这是你伯伯的遗物，现在我把它交给你，就算是给你留个念想吧。”
周秉德接过钱包，翻开后发现里面放有一张发黄了的照片，背后还有周恩来亲笔写下的四个字。邓颖超见状说：“这是你伯伯一生的痛……”
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周恩来钱包内的照片是谁？他所写的四个字又是什么？邓颖超为何说这是周恩来一生的痛呢？
周恩来去世后，遗物如何处理？
年5月18日，周恩来被确诊为膀胱癌；年年初，他因为过度劳累，导致病情加重；3月11日到15日，周恩来在医院进行全面检查，后被确诊为癌症复发。从这以后，周恩来时不时就会进行治疗，并吸氧。
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，周恩来的身体越来越差，他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，所以要在最后的时间里做更多的事情。
年2月1日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带病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。在这次会议上，确定了邓小平、李先念、华国锋等12位副总理的分工，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。除此之外，周恩来还特别说：“我的身体不行了，从今往后国务院的工作就交给小平同志主持。”
6月9日，周恩来抱病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，他对贺龙的子女说：“我的时间也不长了……”随后，全场响起一片啜泣声，这也是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参加悼念活动。
6月15日，周医院，从此告别了西花厅。在离开前，他站在西花厅门口许久许久……
9月下旬，周恩来在和医生的谈话中判断自己的病情无法得到治疗，医院医治没有什么意义，便想回西花厅度过最后的时光。不过在医生和工作人员的一再坚持下，周恩来放弃了这个想法。
9月20日，情况不是很好的周恩来不得不再次接受住院后的第四次大手术。手术过程中，医生发现周恩来身上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了。手术结束后，周恩来的病情恶化，免疫力也严重下降，他不得不取消所有接待外宾和日常几分钟的散步活动。
10月24日，周恩来再次接受了手术治疗。据知情人回忆，在病痛最严重的时候，周恩来曾和守在一旁的妻子邓颖超一起低唱《国际歌》，想要缓解一下疼痛。
年1月5日凌晨，医生为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手术。1月7日，由于病情不断恶化，周恩来的气息也变得越来越微弱，长时间都处于昏迷状态。当时医疗组的成员和医生们昼夜守护在病房外，准备随时抢救。
这天晚上11点，周恩来缓缓从昏迷中醒来，他睁开双眼看到了周围的医护人员，他用尽力气说：“我这里没什么事了，你们快去照顾其他人吧。”令人没想到的是，这是周恩来留在这世上的最后一句话。尽管在病重之际，周恩来第一个想到的仍不是自己，而是百姓……
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，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，享年78岁。
周恩来俭朴一生，两袖清风，身后也没有留下什么遗产，但作为一位当了26年共和国总理的人，他的遗物又是如何处理的呢？
1月15日晚，在张树迎和高振普撒完周恩来的骨灰后，邓颖超要求他们休息几天再处理周恩来的东西。可是张树迎和高振普只休息了一天，就急忙赶到西花厅，对周恩来的遗物进行处理：
由秘书钱嘉东和纪东两人清理周恩来的文件；秘书赵茂峰清理周恩来的图书；警卫人员张树迎、高振普等人清理周恩来穿过的衣服。
物品的处理方法是这样的：文件交给中办秘书局；图书交给国务院图书馆；衣服用品等，邓颖超有明确交代：“全部都处理，穿过的内衣和床上用品都烧掉，可以用的东西就分送给工作人员。”
张树迎等人根据邓颖超提出的要求，对周恩来的物品实施三种处理办法：
第一、周恩来穿过、用过的部分衣物留下当做纪念；
第二、平时穿得不多或是早年穿过、后来不常穿的衣服，用得比较少的东西，分给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；
第三、病中穿过、用过的衣服都烧掉。
紧接着，张树迎将处理办法向邓颖超汇报，邓颖超听后说：“原则上是同意的，但对于穿过的衣服，我还是主张烧掉比较好。衣服有什么好纪念的？恩来在世的时候，我们就做过一个约定，死后不要为自己搞什么纪念馆之类的。”
不过在张树迎和高振普的一再坚持下，邓颖超勉强同意留下衣物，但她强调一定要少留。
大家按照分工，将周恩来办公室和他卧室的用品、书记等全部登记保存。周恩来生前经常穿的几套中山装外衣都被留了下来，最好的那套已经随他火化了，剩下的衣服则被放进一个大箱子里，然后放有防蛀药。每件衣服都编有号码，附上说明，比如说周恩来穿这套衣服参加过什么重要活动等等。
周恩来和邓颖超都不喜欢直接管理自家的收入和支出，他们的工资都由工作人员代领，日常家用也由工作人员代劳。周恩来去世后，工作人员免不了结算一番。
当邓颖超看见帮自己管家的司机老杨等人天天都在打算盘，便说：“大家就不要天天算了，只要算一下现在还有多少钱就可以了。我和恩来从不过问钱，我们相信你们！”
尽管邓颖超都这么说了，但工作人员还是一笔笔算清楚。最后算出，周恩来和邓颖超一共存了.8元，这些钱和年邓颖超逝世后剩下的共.95元全被交给了中央特会室，成为他们交的最后一次党费。
周恩来的一生之痛
周恩来去世后，除了枕边人邓颖超最伤心外，还有他的亲人也是十分伤心的。
年，周恩来去世的时候，他的侄女周秉德正在上海出差。1月9日清晨，当她从广播中听到这一噩耗后，瞬间愣在原地，连回北京的机票都是同事帮她买的。
在回北京的路上，悲痛欲绝的周秉德回想起自己和伯伯通最后一次电话、见最后一次面时的情景。
年5月12日下午，周秉德接到伯父的保健护士王力的电话，随后匆忙赶到她家。王力对周秉德说：
“总理生的病可能比较严重，昨天我们几个医生、医院和他见面的时候，他问我们‘你说我还能活一年吗？’当时我愣在原地，不知道如何回答。他有病应该积极治疗，不能产生这种负面情绪，这样会影响治疗的。秉德，我知道你和总理感情很好，你想办法去见见他，好好劝劝他。”
医院见周恩来，但却被邓颖超给拒绝了，她说：“秉德，中央有过规定，为了不影响恩来的病情，是谁也不能见的。”周秉德无奈，只好拨通病房的电话，通过电话和伯伯交流。
周秉德先是问周恩来身体怎么样，然后说：“伯伯，您是不是和护士说过那句话？”周恩来笑着说：“我只是开个玩笑，没什么的！”周秉德急了，她说：“开玩笑也不是这么开的，我们听了心里会很难受，您要长命百岁，要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！”
周恩来的语气时而严肃，时而缓和：“你是共产党员，是唯物主义者，不要封建迷信。我说的那句话也没什么不对的，想开点，好吗？”
周秉德一时语塞，顿了顿说：“我不能占您太多的时间，您要好好配合医生治疗，医院里呆着，就回家住，或者去南方走走，好不好？”在挂电话之前，周秉德仍劝伯伯保重身体，不要想太多。
5月20日，是周秉德最后一次见伯父的日子。这天，她刚走进西花厅，就看见周恩来面带微笑坐在一个小沙发上，双脚放在一个小墩子上。
周秉德快步走到周恩来的身旁，问他：“伯伯，您身体怎么样？”周恩来点点头，说：“挺好的。”聊了一会儿后，周秉德担心打扰伯伯休息，便起身告辞。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次竟然是和伯伯的最后一次见面。
其实在周恩来去世的当天中午，邓颖超就让秘书将这一噩耗告诉给周秉德的丈夫，让他转告周秉德和其他在京的亲属。至于那些不在北京的亲戚，就不用专门来北京了，要坚守岗位，不要影响工作……
随着飞机的缓缓落地，周秉德也从回忆中走出。回到北京，周秉德戴着黑纱来到西花厅，本以为会见到一个哭成泪人的七妈，没想到对方却站在客厅里等着自己。
周秉德连忙上前抱住邓颖超痛哭，邓颖超强忍没有落泪，她一边拍着周秉德的背，一边安慰道：“秉德啊，要坚强，不能哭啊，要化悲痛为力量，化悲痛为力量啊！”
1月10日，周秉德医院后边的一个小太平间里参加了告别仪式。在一个比较简陋的小院子里，周秉德和其他亲戚走进一个小的告别室，当看到伯伯消瘦的遗容，她再也忍不住了，眼泪顺着眼角不断流出。
除了撒骨灰以外，周秉德参加了所有的告别仪式。不久后，在分周恩来遗物的时候，周秉德望着伯伯那一堆旧衣服，哽咽地对邓颖超说：“我只有一个请求，希望七妈能将伯伯一件穿得最旧、补丁最多的衣服留给我，让我做个纪念。”
邓颖超点点头，随后工作人员将周恩来的一件睡袍递给周秉德。这件睡袍还是供给制时期组织发给周恩来的，他穿了整整几十年，一直都是破了再补，补了再穿，从不让人换新的。
那个时候国家棉布供应十分紧张，周恩来也没有多余的白布做补丁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只好将口罩纱布、破毛巾等补了上去。以至于最后变成一件大补丁叠小补丁的衣服，上面的补丁数也数不清，不管谁看了都会心酸流泪。
其实周秉德除了这件睡衣外，还拥有另一件周恩来的遗物。
自从周恩来去世后，邓颖超一直都无法从他的去世中走出，为了让七妈的心情得到缓解，周秉德只要一有空就会去西花厅陪她。
这天，周秉德一下班就来到西花厅，她走进院子里没有发现邓颖超的身影，最后在卧室找到了对方。周秉德见邓颖超正专心看着手中的黑色钱夹，便放慢脚步轻声走到她的身旁。
邓颖超看见周秉德后，拉她坐在床上，然后说：“秉德啊，这也是你伯伯的遗物，是他贴身携带的钱包。我一直没舍得给别人，如今就交给你吧，让你留个念想。”
周恩来钱夹里的照片
周秉德接过黑色钱夹，小心翼翼地上下看了看，然后轻轻地打开钱夹，没想到却在里面看到了一张熟悉的照片。周秉德惊讶地说：“七妈，这不是我爷爷的照片吗？”
邓颖超点点头，伸手将照片抽出来递给周秉德，说：“这是你伯伯一生之痛啊！”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没能见父亲最后一面
周恩来的父亲名叫周贻能，他一生颠沛流离，走南闯北，四处谋生。在周贻能为生活忙碌期间，妻子万氏不幸于年夏天病故，年仅31岁。
由于周贻能在外地谋生，他没能和妻子见上最后一面，偏偏又遇上周恩来外婆对丧葬提出又高又严的要求，比如说棺木要楠木的，还必须是12朵正花的等等。
周贻能没有能力安葬妻子，只能将妻子的灵柩暂时寄放在清江浦的一座庙宇里，随后外出谋生。但因为周贻能薪金薄弱，再加上他的差事不固定，以至于穷的无法养家糊口，这也导致10岁的周恩来不得不过早地承担起照顾两个弟弟和操持家务的重担。
周贻能
南，周贻能到京兆尹公署工作，但却因他不擅长逢迎和没有过硬的后台而被辞退。年，周贻能在兄长周贻赓的介绍下，来到东北齐齐哈尔市做烟酒事务局的办事员，这才有了一点稳定的收入，生活也算安定下来。
年蒋介石发动“四一二政变”，从这以后，周贻能经常能在报纸上看到蒋介石重金悬赏儿子周恩来的通告，他的心久久无法平静，每天都为儿子的安危担忧。
周贻能虽然不懂革命内容，但也不愿阻止儿子的选择。年，周贻能曾到上海，冒着极大的危险帮助周恩来做过通信联络工作。不过后来因为斗争形势越来越严重，父子俩只好分别。
后来，经兄长周贻赓的介绍，周贻能来到河北深县县政府当职员。没过多久，周贻赓在天津去世，周贻能来到天津料理兄长的丧丧事，后来又在兄长朋友的推荐下去安徽谋到了一份比较好的差事，也存下了一点钱。
年，周贻能回到清江浦将妻子的灵柩领回淮安，葬在老家的祖坟内。尽管此时距万氏去世已经过去整整28年了，但也总算了却了周贻能的一大心愿。
年7月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周贻能在淮安无依无靠，生活没有着落，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在时时关心自己的父亲。10月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成立，12月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来到武汉和国民党进行谈判。
当周恩来的生活稳定下来，他连忙通过组织找到颠沛流离的父亲，并请他到武汉和自己一起生活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虽然偶有小别，但周贻能基本上都是和周恩来生活在一起的。
年，周贻能和一些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家属转移到重庆红岩。此后，他一直没有离开红岩，但这里也成为他人生的最后一站。在忙碌的人群中，周贻能显得有些孤寂。周恩来的工作十分忙碌，他也没有多余的时间能陪伴老人，只好嘱咐一些因病休假的工作人员抽空多多陪伴老人。
年7月，周贻能生病发烧，后来病情越来越严重，他只想见儿子一面。但非常不巧的是此时的周恩来也因为小肠疝气复发，正住院治疗。考虑到周恩来的病情，邓颖超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向他提及老爷子的病情。
尽管在病中，周恩来也没有忘记父亲的生日，他给邓颖超写信：
“本周六出院的计划算是被打破了，我想请你和爹爹商量一下，如果他愿意28号（阴历）当天请人吃饭的话，就不用等我回来了，免得他老人家不高兴……”
10日，周恩来再次给邓颖超写信：
“爹爹的病状，除了疟疾外，还要注意他年事已高，不能过多饮酒。要多吃一些容易消化和营养的食物，比如牛乳、豆浆、饼干等等……”
从这些信中都能看出一个儿子对父亲病情的关心，然而令周恩来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就在他写信的当天晚上，父亲怀着对儿子的思念永远离开了。
因为周恩来刚动完手术，身体还比较虚弱，大家都知道周恩来很重感情，向来孝顺父亲。如果让他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的话，恐怕对病情不利。所以邓颖超和董必武等人商量后，决定暂时不告诉他父亲去世的消息，等他出院后再说。
直到7月12日，周恩来还是不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，这天上午他还给邓颖超写信：“得知爹爹的病情逐渐好转，我很放心，谢谢你的照顾！”
就在这个时候，周恩来病房内的花瓶突然摔碎，信奉唯物主义的周恩来并没有放在心上，只是写下两句诗：“我病已痊人去也，花枯瓶碎好回家。”
就在周恩来写好信的这天下午，报童在给他送信的时候不小心说漏了嘴：“仓库老太爷因打摆子死了，现在正在忙后事呢！”周恩来瞬间感觉是父亲出事了，于是决定提前出院。
7月13日上午，周恩来回到红岩村，当他问及父亲在哪里的时候，邓颖超知道瞒不住了，只好说：“父亲已于10日去世了……”此时的周恩来才得知父亲已经去世3日，他悲痛欲绝，并严厉责怪邓颖超：“别人不了解我，你也不了解我吗？你为什么要和其他人一起瞒着我！”
邓颖超知道这件事是自己做错了，她哭着向周恩来认错。一旁的董必武连忙解释道：“这不是邓颖超同志独自决定的，是组织为了你身体着想决定的。”
周恩来不再多说什么，但他却不顾自己大病初愈，坚持为父亲守灵直至第二天拂晓。紧接着周恩来又给毛主席发去电报：“回家后才得知我父已去世3日，悲痛至极，抱恨终天……”
毛主席随即发来唁电：“尊翁逝世，政治局的同志深表哀悼，还希望你能节哀，大病初愈，要多多休息。”
7月14日，周恩来和邓颖超等人在红岩村为周贻能举行了简朴的悼念仪式，随后将他的灵柩葬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买的公墓里，墓前立了一块不是很大的墓碑。
7月15日，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周恩来和邓颖超联名为周贻能去世发布的讣告，这也是我党领导人中唯一一位为父母去世而登报发讣告的。
讣告发出后，那些和周恩来交好的，包括国民党最高统帅蒋介石等人都向他表达或者转达了悼慰之情。
周恩来深爱着自己的父亲，在父亲下葬后，他将父亲的一张照片珍藏起来，并在照片后面写下“爹爹遗像”四个字，这张照片也成为周恩来一生的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