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仲景的《伤寒杂病论》是祖国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，本书包括六经辨证、杂病辨证、平脉法，特别是载有六气主客、伤暑病脉证并治、热病脉证并治、湿病脉证并治、伤燥病脉证并治、伤风脉证并治、寒病脉证并治、等篇，对六淫病邪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热等论述较为详尽，同时，书中还列举了许多病例，并保存了大量有效方剂。内容丰富，理、法、方、药连贯紧凑，理论联系实际，至今还是学习中医必循的一本重要医著。吴谦称赞它为：“诚医宗之正派，启万事之法程，实医门之圣书”。其中在很多方剂的运用中，充分体现出了“同病异治，异病同治”的精神。
同病异治是指同一疾病，可因人的体质、发病的时间、发病地域的不同，或由于病情的发展到不同的阶段，病机的变化，以及邪正消长的差异，治疗时根据不同的情况，采取不同的治法。“同病异治”一词源于《黄帝内经》。在《素问·五常政大论》曾明确提出：“西北之气，散而寒之；东南之气，收而温之，所谓同病异治也”。《素问·病能》又指出：“有病颈痈者，或石治之，或针灸治之，而皆已，其真安在？岐伯曰：此同名异等者也。夫痈气之息者，宜以针开除去之；夫气盛血聚者，宜石而泻之，此所谓同病异治也”。
因为每个人的体质和所处环境都有差异，这就决定着机体的反应性不尽相同，因而同一疾病在不同的个体上就会表现为不同的证候。大家都知道，疾病的病机是证候的关键问题，病机不同证候就不同，当然，证候不同，所采用的治疗方法就不同。中医学所说的辨证，其核心问题就是辨病机，例如《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治篇》说：“胸痹心中痞气，气结在胸，胸满，胁下逆抢心，枳实薤白桂枝汤主之；人参汤亦主之”。同一个胸痹病，枳实薤白桂枝汤是通阳的方剂，其病机属于气滞实证，通过此方宣痹通阳，泄满降逆。而人参汤与理中汤的药物组成相同，方剂中的人参突出表现了补中助阳的作用，很明显是治疗虚证的，所以，虽然临床表现相同，由于虚实的病机不同，因此采用通和补法的不同。
又如《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十二》：“病溢饮者，当发其汗，大青龙汤主之，小青龙汤亦主之。”溢饮除当汗出而不汗出、发热恶寒、身体疼痛等共同的症状外，如兼有无汗而喘，烦躁，其脉浮紧，为外感风邪，内有郁热的证候，当治以大青龙汤发汗兼清泄郁热；如兼有胸脘痞闷，干呕，咳喘，痰稀量多，其脉弦紧或弦滑，为外感风寒，内停水饮的证候，当治以小青龙汤发汗兼温化里饮。在临床疾病治疗过程中必须抓住相同疾病的特殊点进行辨证论治，否则难见成效。
异病同治是指不同的病证，在发展的过程中，出现了相同的病机变化或相同的证候表现时，可以采用相同的方法进行治疗。“异病同治”一词《内经》中并无明确的文字表述，但与“同病异治”相对已体现了这种治疗思想，尤其是《金匮要略》在辨证治疗方法和具体方药的运用上已经充分体现了“异病同治”的精神，于是后人根据“同病异治”的精神提出了“异病同治”，进一步丰富了中医学的治则和治法。
不同的疾病，可能在病名，症状上有所不同，但是关键的因素，病因，病机，病位相同，特别是病机相同，故证候相同，当然治法相同。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肾气丸的应用，《金匮要略》中的肾气丸能够用于四种病：一是虚劳病，里急诸不足，少腹拘急，小便不利；二是消渴病，小便多，饮一斗，小便一斗；三是痰饮病，短气有微饮，当从小便去之；四是妇人杂病，转胞不得溺。上述各证候的病机是肾阳虚，膀胱的气化功能失常，失合则小便多，失开则小便不利。肾气丸能温肾化气，恢复津液的正常输布。因其病名不同而病机相同，故一方多用。
又如《百合孤惑阴阳毒病脉证治》说：“病者脉数，无热，微烦，默默但欲卧，汗出，初得之三四日，目赤如鸠眼；七八日，目四眦黑。若能食者，脓已成也，赤小豆当归散主之”。《惊悸吐衄下血胸满淤血病脉证治》说：“下血，先血后便，此近血也，赤小豆当归散主之”。此二病，虽然病因、病名、病症不同，但病机相同，均为血中有热，湿毒不化，所以同用赤小豆当归散清热利湿，活血化瘀排脓。异病同治固然可以治好不同的疾病，但其间必然有不同的特点和临床表现，可能有时只有细微的差别，这就要求我们在采用相同的治法时，要考虑疾病的特殊之处，适当加减药物，这样才能体现出中医学辨证论治的灵活性。
总之，《金匮要略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有关杂病辨证论治的专书，在理论和临床实践上具有较高的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，内容涉及临床各学科。仲景在杂病的治疗中灵活运用“同病异治”与“异病同治”之法，为后世医家治疗疾病的典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