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我想起奶奶的时候，心里就会浮现起几个重叠的身影：我的奶奶，我的外婆，和妻子的外婆。像大多数奶奶一样，到晚年的时候，她们的身体向下缩，背有些微弓，口齿有些迟缓，甚至不清。她们三人的面孔常混在一起，合成了另一个奶奶。因而奶奶这个词像电脑的合成品，然而它并不是虚构的。
奶奶们的脸，是那种皱纹穿透的脸。我知道岁月中有一根看不见的柔韧的钢丝，穿过奶奶们的脸，它轻轻一拉，皱纹就会出来。多少条皱纹，我不清楚，岁月送给奶奶们这些密密的皱纹，也送给她们随处可见的老人斑，稍黑的或发*的斑，像暗淡的星星一样随意镶嵌在奶奶们或凸或凹的脸颊上、胳膊和手背上。我清楚这不仅仅是衰老的身体的表征，也是一个人被时间长久切割的标志。任何东西磨久了，自然会产生一些积尘，从身体里露出来。
外婆的身影几乎从我的记忆里消失了，她比我的奶奶去世还早，二十多年了。二十多年的时间让外婆离我的记忆越来越远，她似乎走上了一条遥远的隐秘小径，远得几乎没有一点气息，没有一点消息。舅舅和表哥们也很少提起过外婆。外婆真的远去了，从她生活过的村子里远去了。尽管外婆的坟墓与村子只有一里多的路程。我再也无法回忆起外婆的脸，她脸的形状、脸上的表情和她七十多岁的目光，我只能通过回忆母亲的脸来苦苦地想外婆的脸。
可是我还是想不起来，看来，二十多年的时间，是完全可以让一个人忘记另一个人的。我所保留的关于外婆的所有记忆只是外婆每年春节来我家时，亲切地喊我们兄妹的声音，有一点脆，有一点破，介于低高音与中音之间，就像稍厚的铜器上有一条裂纹，声音穿过时就有一些缺陷。那是我和弟妹们可依赖的一种关爱的声音。
外婆遗传给母亲的东西不多，可心脏病却是不依不饶地传给了母亲，对于一个心机很强、想把家里的一切都做得很好的人来说，心脏病就是一把利剑，在母亲很年轻的时候，就斩断了她与周围一切事物间的物质关系：心脏病让母亲过早关闭了她的心脏。
在我的记忆里，奶奶和妻子的外婆一样，身体矮小，虚弱，特别是晚年，她常常用一颗去痛片去抵抗身体里随时涌现的病疾：头痛脑热，感冒发烧，困倦无力，特别是头昏。奶奶甚至想节省半片药，常把一片分成两半吃。那时农村的生活艰难，奶医院，就用去痛片去对付身体里所有的病。
那一年母亲住院后，医院照料，哥哥在西安上学，家里剩下奶奶和上学的我，弟弟，妹妹。我上初三，弟妹上小学。每天中午回家，奶奶就把饭做好了，她的身上落满了质密不等的灰，特别是稻草烧后的灰，片状的，落在奶奶的花白的头上，脸上和粗糙的布衣服上，它们似乎要用一种别致的方式来描述奶奶的晚年。
奶奶用力地拍着，而背后的灰越积越厚。现在想来，奶奶背后的那些积灰，其实就是奶奶生命的逐步下陷，她无力将这些下陷的东西阻挡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我学会了擀面，奶奶夸赞过我，说我强气。奶奶的口音低沉，嘶哑，模糊，她的嗓子里好像裹了团棉。奶奶矮小，寡语，且裹着长长的裹脚布。多年之后，当我坐在空荡的老屋里，推开那扇朝北的小木窗，奶奶一次又一次地从北洼的深处走出来，她矮小的身影在广阔深茂的田野里显得异常渺小，仿佛那儿掉了一小块黑布。
奶奶最终没有用半片去痛片止住自己异常的头昏，脑溢血住院无治而亡。
在三位奶奶之中，妻子的外婆是唯一一位有着宗教信仰的人。在晚年，她好像突然一下就看破了世事，信奉了基督教。
每个星期六的早晨，不管天晴下雨，她总是无误地步行去城西边的简陋的基督教堂。她一生忍让，宽容，甚至逆来顺受。在她的心里，有一束圣洁的光照耀着她余下的生活和生命。她死时患有疝气，肠子坏死，每一口水都无法真正进入她身体的循环之中，在鼻腔里插着导流管，将腹部的积液吸出。她用自己看得见的主的光明驱逐着身体上的疼痛，一步步走近天堂。她说，她能看见那个光芒的主在向她走来。
虽然她的大部分生活和另外的两位奶奶没有多大差别，但她是幸福的。她知道，位于城西的基督教堂发出了一种召唤的声音，那声音纯正，光洁，没有附着任何杂质。天国的路在一束光的照耀下徐徐打在外婆的脚下。同村和外婆一起去祈祷的人也诵读起了圣经，她们在送外婆上路。她要上路了，不能留下任何羁绊。外婆毅然地拔出导流管，家人的哭声在耳边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小。那一夜，雪下得很大。村子里很静，没有一只狗叫。我听见了外婆轻轻的脚步声。
外婆是我亲眼看到的面对死亡最勇敢的人。
（文/肖建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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